改革開放:偉大覺醒孕育偉大創造

來源:湖南日報  時間: 2019-04-18  閱讀量:

改革開放:偉大覺醒孕育偉大創造

——訪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楊勝群

湖南日報記者 奉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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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勝群 圖/張楊

 

專家簡介:楊勝群,湖南省華容縣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兼任中央黨史學會副會長、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鄧小平研究會會長,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評審專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項目《中國近代史》首席專家。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全面梳理我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準確把握“偉大覺醒”的深刻意蘊,以改革開放引領新時代偉大創造,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最近,湖南日報記者采訪了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楊勝群。

1. 改革開放的實踐使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特別是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上思想認識發生了深刻轉變

湖南日報:您好!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我們要怎么理解這個論斷?

楊勝群:總書記的這一論斷,高度概括了改革開放對我們黨在思想上的轉折意義。其實質含義主要是指,改革開放的實踐使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特別是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上思想認識發生了深刻轉變。

深刻轉變,首先指的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同時,破除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的理解,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用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實踐。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其他經典作家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特別是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和社會主義發展的一般規律,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但是,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科學體系,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和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也只有不斷地回答和解決前人沒有回答和解決的問題,不斷形成新的思想成果,才能保持自己的科學性與先進性。

湖南日報:在革命和建設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但是后來在對這一思想體系的理解和把握上出現了曲折。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楊勝群: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由于各種原因,我們黨在思想方法上逐漸陷入僵化的狀態。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的一些論述作教條式的理解。“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割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一些具體問題的結論一般化、絕對化、神圣化,甚至把一些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附會到馬克思主義名下,在“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制造了極大的思想混亂。“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左”的思想影響下,黨內又形成了將毛澤東晚年思想主張教條化的“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

1978年5月,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領導和推動下,思想理論界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重新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科學命題,打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及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正確評價毛澤東,從而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貌,全黨思想回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

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建和發展,實現了毛澤東“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的愿望

湖南日報:理論創新是我黨的優良傳統。請您談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黨的理論創新及其意義。

楊勝群: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及之后,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獲得了許多正確的理論認識。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當社會主義建設經歷曲折的時候,毛澤東感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理論準備不足。1959年,毛澤東在總結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時指出:“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很遺憾的是,歷史沒有這樣直線發展下去,“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后來經歷了太多的曲折。

可以告慰前人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既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又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在繼承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思想成果的基礎上,總結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實踐經驗,創立、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審視國際國內新的形勢,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在黨和人民創造性實踐中,不斷進行理論思考、理論概括,提出了一系列極富創見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新要求,以高度的理論自覺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把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水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毛澤東“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的愿望。

3. 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實際,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湖南日報: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獲得的一個寶貴的思想認識是,搞社會主義建設必須立足基本國情。是否可以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確立,才使我們真正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楊勝群: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既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設想的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也與其他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不完全相同。因此,照搬書本不行,照搬外國也不行,而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實際,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時,我們黨對我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搞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國情有過正確的判斷。1956年,毛澤東在籌備召開黨的八大時提出,要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提出,我國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但是,后來由于蘇共二十大后西方敵對勢力乘機掀起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中蘇論戰以及反右斗爭擴大化等國內外主客觀原因,“左”的思想日益增長,改變了黨的八大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重提階級斗爭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到1963年5月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提出,當前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9月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明確提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從而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傾思想發展到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在領導對黨的指導思想進行撥亂反正的過程中,總結過去“左”的錯誤的思想根源和教訓,對中國基本國情作了深入的思考。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由他主持起草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階段”。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正式提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1987年8月,黨的十三大即將召開前,鄧小平明確要求十三大報告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立論根據,一切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根據鄧小平的意見,黨的十三大報告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并完整地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論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提供了最根本的實際依據和理論基石,為黨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最根本的實際依據和衡量標準。“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深刻得多了,經驗豐富得多了,貫徹執行我們的正確方針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大大加強了。” 1982年,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命題,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黨的十二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不斷發展,不斷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依據這個論斷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戰略部署和安排。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要求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也證明,我們只有牢牢把握基本國情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才能從根本上做到從實際出發謀劃發展、制定政策,也才能更好地體現發展新要求和人民群眾新期待。

4. 社會主義制度只有通過改革不斷地完善和發展,才能保持自己的先進性和優越性并最終戰勝資本主義

湖南日報: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這,是否為我們指出了改革在社會主義進步中的極端重要性?

楊勝群:是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改革也是社會主義的傳統。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還要通過革命性改革不斷發展和完善。

社會主義制度無疑是比資本主義更先進、更優越的社會制度,但是它的先進性和優越性是在與資本主義的比較甚至競爭中才能體現出來的。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基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揭示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一般規律,提出了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但是時代和歷史條件在不斷發生變化,社會主義在實踐當中還會出現很多他們沒有預見到的情況和問題。因此,社會主義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不是一勞永逸的,而需要通過革命性改革不斷發展和完善,才能保持自己的先進性和優越性并最終戰勝資本主義。

上個世紀中期,我國在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即開始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社會主義制度以嶄新的面貌和勃勃生機出現在中國大地上。但是,后來由于“左”的指導思想的滋生和發展,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上日益僵化,導致經濟社會發展遭受嚴重挫折,國家建設百廢待興。1978年12月,在歷史轉折時刻,鄧小平指出:“如果現在再不進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1985年,當改革全面推開之后,他又提出了“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的著名論斷。

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根本途徑就是改革,而且是革命性的改革。改革不是對現行制度細微末節的修補,而是要進行一場革命性變革。鄧小平稱之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他還具體闡述說:“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他的一系列論述,歸結起來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根本前提下,通過改革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進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和發展,充分發揮和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并說:“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這一論述,進一步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概括了改革開放的革命意義,并強調了通過改革開放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目標。

5.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們黨對傳統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大突破

湖南日報:“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有人認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們黨對傳統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大突破。為什么?

楊勝群: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內容,40年來經濟體制改革過程就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們黨對傳統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大突破。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將被取消。俄國在十月革命后,列寧曾指出社會主義國家與人民的關系只能是等價交換的商品關系,但沒有在理論上明確回答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關系問題。后來斯大林雖然承認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生產,但他將商品生產限制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并且認為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生產。在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在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左”傾錯誤過程中提出,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為社會主義服務,但他也沒有從社會主義經濟的整體屬性上來認識問題。所以,長期以來,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而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如果這個傳統觀念沒有大的突破,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乃至于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步都邁不開。

通過40年的探索和努力,我國確立并逐步在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確立并逐步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的制度體系,從而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表現出從未有過的生機與活力。

6. 我們在對外開放方面思想認識的轉變,突出地表現在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上。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

湖南日報: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潮流勢不可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無法回避。我們黨是怎樣從理論到實踐上解決這個問題的?

楊勝群:首先要明確一點:社會主義是開放的,不能關起門來搞建設,必須全面地、全方位地實行對外開放。我們在對外開放方面思想認識的轉變,突出地表現在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上。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比它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資本主義已經在世界上存在了幾百年,它的根本社會制度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但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在幾百年生產活動中創造積累的文明成果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是各個國家和民族都可以吸收借鑒的。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過,在中國搞現代化建設要發展和利用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后,他在一些講話中指出:“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 “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 “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1962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一方面重提階級斗爭,另一方面還指出:“要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列寧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國的技術、美國的技術。我們現在要走這條路。”

然而,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客觀上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封鎖、孤立,主觀上則由于黨的指導思想不斷陷入僵化的、“左”的錯誤,在處理國家關系上,簡單地以意識形態劃線,特別是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視為水火不相容的兩個世界,從而使我國處于一種封閉半封閉的狀態。這樣,導致我國在經濟發展和科技、教育等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國門打開之后,我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落后與差距,也看到了對外開放的緊迫性。鄧小平深有感觸地說:“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后變得落后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建國以后,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這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 鄧小平提出:“對內經濟搞活,對外經濟開放,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個長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會變。” 對外開放,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當然,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是一步步打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首先倡導建立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實行某些特殊政策,成為對外開放的“試驗田”和“窗口”。在經濟特區取得成功經驗后,1984年鄧小平提出“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他提出了由沿海帶動內地的對外開放設想,天津、上海、大連、煙臺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實行對外開放。與此同時,他還提出“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按照這一設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長江沿岸十個城市全部對外開放。此后,其他十七個內陸省會城市以及一些內陸邊境城市也相繼對外開放。這樣,形成了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的對外開放大格局。

對外開放的實踐,使我們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及其他社會制度關系問題上的思想認識進一步發生了深刻轉變。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了全面、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目標。這就是:“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全面、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努力吸收包括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創造的文明成果,同時更加強調“文明互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不僅要繼續認真學習和借鑒世界各國創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而且要努力推動各種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鑒,促進人類文明的共同發展。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擘劃領導在國內創辦自由貿易區,在國際上倡導“一帶一路”合作,開創了對外開放的新局面。習近平總書記在《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這是對改革開放40年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對黨和人民寶貴的思想啟示。

總之,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這個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以改革開放引領新時代偉大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將越走越寬,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一定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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