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紅色基因抑制歷史虛無主義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時間: 2019-08-09  閱讀量:

傳承紅色基因抑制歷史虛無主義

作者:方聞昊   


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錯誤思潮,是披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上的欲拒還迎的溫情面紗,其實質是誘導中國發生顏色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改革開放初期,它主要表現為以總結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為借口而將其“晚年”的跨度無限延展,否定毛澤東作為偉大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輝煌歷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指導地位,進而否定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全部革命和建設歷史。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它主要表現為以反思歷史的名義“重新評價”歷史,否定世界近代以來一切推動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步的革命行動,這其中當然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實現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變革的社會主義革命。近年來,在上述錯誤觀點及其變種尚未得到徹底肅清的同時,一股新的披著學術研究的外衣、打著“歷史解密”的幌子,明目張膽地質疑、矮化、詆毀革命領袖和革命英雄,同情、美化、抬高歷史上早有定論的反動人物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躍然出現在人們的生活里。如此肆無忌憚地顛倒中國近代革命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踐踏中國人民對重要歷史人物的思想感情,擾亂中國人民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正確認知,都是對新中國紅色基因的消蝕和瓦解,這與當年蘇聯解體前“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1]的情況何其相似。對此,習近平在同出席2019年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談話時深情而堅定地講道:“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啊!上海石庫門、南湖紅船,誕生了中國共產黨,14年抗戰、歷史性決戰,才有了新中國。共和國是紅色的,不能淡化這個顏色。”[2]這里所說的“紅色”無疑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帶領中國人民不斷贏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的歷史性勝利,是新中國最亮麗的底色。值此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面對東西方兩種文明劇烈碰撞以及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種力量正面交鋒的嚴峻形勢,我們一定要嚴格貫徹習近平關于必須“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3]的政治指示,牢牢掌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巨浪中保持自身思想上的獨立性和實踐中的主體性,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警惕歷史虛無主義對新中國紅色基因的消解,“保證革命先輩們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紅色江山代代相傳”[4]。這就要求我們清醒地認識黨和人民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每一個重大轉折時期對我國社會發展道路所作選擇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從而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誠如習近平所言:“紅色基因就是要傳承。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經歷了多少坎坷,創造了多少奇跡,要讓后代牢記,我們要不忘初心,永遠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5]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歷史的飛躍

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說成是“歷史的悲劇”的觀點源自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蘇東發生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以來,在新中國自己的土地上泛起否定新中國建立歷史的思潮,卻不得不說是“歷史的悲劇”。持這種觀點的人閉口不談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怎樣符合我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不朽功勛,相反認為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內的近代以來一切以救亡圖存為目的的波瀾壯闊的革命行動構成了百年來的“瘋狂與幼稚”,[6]由此提出“告別革命”的口號。按照他們的說法,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是一個經濟和文化皆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7],而中國共產黨經過28年艱苦奮斗建立的新中國反倒是一個災禍重重、生靈涂炭的黑暗王國[8]。

這是對歷史發展邏輯和真實軌跡的誤讀。在“告別革命”論者看來,新民主主義革命壓倒了五四以來的思想啟蒙,因而阻斷了近代中國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歷史進程。[9]對此,我們不禁要問:難道說,對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長期探索挽救民族危亡道路的中國人民而言,“救亡——革命一一戰爭的現實要求”真不如“在書齋中透徹分析研究了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學術”[10]來得重要嗎?又難道說,對于長時期受到封建主義腐朽思想束縛和毒害的中國人民來說,只有西方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理想可以起到思想啟蒙的作用,而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在俄國取得歷史性成就,而且在世界范圍內成為時代主流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革命道理不能對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作出絲毫貢獻,而只能培養出“典型的馴服工具”[11]?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又怎么解釋連“救亡壓倒啟蒙”論者本身都無法否認的“1949年中國革命的成功,曾經帶來整個社會和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大震蕩,某些沿襲千百年之久的陳規陋習被滌除”[12]的歷史事實?至于有人借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解放思想”的口號大肆宣揚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鄧小平所說的“解放思想,就是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13],正擊中了這一錯誤論調的要害。

列寧曾經說過:“在革命時期千百萬人民一個星期內學到的東西,比他們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學到的還要多。因為當全體人民的生活發生急劇轉變時,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間什么階級抱有什么目的,他們擁有多大的力量,他們采用什么手段進行活動。”[14]顯然,在真正的革命者眼中,革命與啟蒙并不是截然不相干的兩件事。就我國而言,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始終朝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大潮中,中國人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真理的洗禮,逐漸沖破了陳舊落后觀念的束縛,精神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中國人民失去的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加諸的各種鎖鏈,而獲得的卻是翻身做主人后的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個人尊嚴,這些正是“告別革命”論者永遠不可能從別處尋到的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前提條件。恩格斯曾經講道:“革命不能故意地、隨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不以單個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15]不得不說,那種認為革命將因為“告別”而不曾發生或者不再發生的觀點未免過于幼稚,至少距離嚴肅的歷史科學研究相去甚遠;而那種認為“告別”最少可以使某種具體形式的革命永遠消失的觀點,其見識其實與那種死守著某種具體形式的革命的教條主義者的水平別無二致。

至于這些“告別革命”論者所“暢想”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的“黃金時代”,究竟是怎樣一番光景呢?1927年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以來,外國在華資本輸出的規模明顯增長:1931年外國控制下的機械采煤量占到全國機械采煤總量的69.1%,生鐵產量占到全國生鐵生產總量的97.2%,紗廠的紗錠數占全國紗廠紗錠總數的43.5%,布廠的布機數占全國布廠布機總數的51.4%;1930年航行于中國境內的外國船舶噸位數占到中外船舶噸位總數的82.8%,1931年由外國直接控制和經營的鐵路里程數占到全國鐵路總里程數的84.3%。[16]由此可見這一時期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經濟的滲透和控制程度。在對帝國主義國家獻媚討好的同時,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國民黨高級官員,利用手中的反動政權,通過貪污、勒索、投機倒把、發行公債和提高稅率等手段,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把國家財產變成由他們任意支配的私產,官僚資本主義急劇膨脹。抗戰勝利后,官僚資產階級掌握的四行二局全面接收敵偽資產,其中僅在京滬地區就接收中央儲備銀行黃金約50萬兩,白銀約763萬兩,銀元約37萬枚,接收中央銀行上海支店黃金約8萬兩,白銀約31萬兩,銀元約24萬枚。[17]對于這一時期官僚資本主義的瘋狂,毛澤東講道:“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18]這些都清楚地說明了這個“黃金時代”的反人民的本質。

不必否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開始建立全國政權的時候,也提出過一些有利于社會進步的政策和措施,也在一段時間內促進了一些方面的發展。但是,這些決不能遮蔽南京國民政府作為一個根本上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反動政權,不可能推動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從而引導近代中國民主革命走向勝利的基本事實。在萬馬齊喑的舊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為中華民族開辟光明的前途,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中國人民走出黑暗的深淵。當歷史和人民真的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新中國的時候,一個全新的中國也真的巋然不動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這是一個站立起來的中國:從渡江戰役炮擊大英帝國紫石英號軍艦,到剛剛成立1年就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美國較量于朝鮮,再到60年代初期打破蘇聯的軍事訛詐,徹底結束了近代100多年以來飽受外國列強欺侮的屈辱歷史。這是一個人民民主的中國: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被打倒在地,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第一次翻身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全體社會成員在政治參與、經濟收人分配和人的尊嚴等方面都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平等。這是一個經濟得以恢復并且迅速迎來大規模建設高潮的中國:僅僅3年就取得了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大大超過新中國成立前最高年產量的偉大成績,又過了僅僅5年就初步奠定了國家工業化的堅實基礎,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立了新的起點。總之,這是一個在滌蕩一切舊社會污泥濁水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充滿新氣象的光明的中國,是真正的“換了人間”。如此說來,新中國的成立絕不是“歷史的悲劇”,而是“歷史的飛躍”。

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歷史的必然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以來,總有一些人抱著“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心態,否定新中國在人民民主政權日益鞏固和社會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他們受主觀唯心主義思維方法的支配,認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個別人僅憑主觀愿望而做出的改變社會歷史發展客觀軌跡的行為,它“一時的勝利”也不過是偶然的歷史事件,而不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這部分人對我國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條件下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始終心存懷疑,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所描述的那個社會主義,也就是說,不是按照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那個社會主義。[19]實際上,這種“社會主義早產論”早在100多年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理論家攻擊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就出現了,現在不過是在舊調重彈而已。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一定的生產關系需要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基礎之上,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對此,我們從不懷疑。而自詡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的“社會主義早產論”者,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對這種“決定”作用和“相適應”條件的理解都同機械唯物論者一般無二。恩格斯曾經講道:“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因為“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20]這正符合馬克思提出的靈活性和歷史主動性對于革命至關重要的思想。[21]但是“社會主義早產論”者對此毫不理會,反而一再強調新中國鞏固新民主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要性,認為在不具備必要的社會物質條件的情況下,僅僅依靠精神意志和政治上層建筑的力量“搞窮過渡”[22]的做法,是“分不清莫爾和馬克思”,進而使“理性的美夢有時竟會變成一場非理性的惡夢”[23]的表現。

列寧有一段著名的話道破了這一論調的實質:“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出他們是些怯懦的改良主義者,唯恐離開資產階級一步,更怕跟資產階級決裂,同時又用滿不在乎的空談和大話來掩飾自己的怯懦。”[24]事實的確如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本來就有著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根本不同的性質,那就是它必將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在舊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和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或者說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向往的英美式的資本主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追求的科學社會主義兩條道路中間,從來沒有所謂的第三條道路。[25]那些宣揚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人近乎固執地反對過早過渡到社會主義,卻從不反對過渡到資本主義,因為他們實際上就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在一些人那里是再明確不過的了:問題不在于什么時候向社會主義過渡,而在于要不要向社會主義過渡。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邏輯本就不符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終極目標,所以“必須丟掉新民主主義這個幻想”[26]。可見,新民主主義的口號并不能滿足“社會主義早產論”者的政治訴求,至于他們大多數時候還不得不借用它,那只是為了避免造成太大的刺激。

其實,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是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雖然不能徑直達到社會主義的成熟完善以至最終勝利,但是如果能夠經過一段與西方無產階級革命互相補充的過渡階段,是可以跨越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而建成社會主義的。[27]也就是說,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大廈雖不能在一夜之間拔地而起,卻可以在首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充分借鑒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時代創造的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生產手段和經過批判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文化成果,從而為本國建成社會主義作充分的準備。[28]對于這一點,我們堅信不疑。誠如列寧所言:“如果說我們既然承認我國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稱,“因而'就不應該奪取政權,那就犯了不可救藥的錯誤。所謂的'套中人'就是這樣推論的,他們忘記了,“相稱'是永遠不會有的,在自然界的發展中,也和在社會的發展中一樣,這樣的相稱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經過多次的嘗試-一一其中每次單獨的嘗試都會是片面的,都會有某種不相稱的毛病-一才能從一切國家無產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勝利的社會主義。”[29]對此,毛澤東也認為:“講發展大工業是對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說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30]這表明,列寧和毛澤東都是把建成社會主義視為一個逐步發展的歷史過程,而社會主義革命或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可以成為這一歷史過程的起點和前提。

對于上述科學論斷,那些執著于“社會主義早產論”的人們只能表現得像圍在咸魚和熱粥旁邊繞來繞去而裹足不前的貓兒一樣,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可以成為勇敢的探索者和成功的實干家。事實上,在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毛澤東已經創造性地提出,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階段,也可以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31];并且強調指出,不論在哪一個階段,我們都要將學習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一切長處作為不可移易的方針,而批判和抵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切腐朽的東西并不能成為在實際工作中“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的理由。[32]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鄧小平綜合考察我國實際情況,發展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作出了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社會主義的“不發達的階段”的科學判斷。[33]他指出,在這一階段,我們必須老實承認并認真學習“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34]今天,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人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和堅定的戰略定力,敬告人們:“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35],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必須同生產力更發達的資本主義長期合作和斗爭,還必須認真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創造的有益文明成果”。[36]顯然,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來社會所處歷史方位和發展方略有著明晰的認識,既有意識地糾正超越自身發展階段的急于求成的錯誤想法和政策,又堅決反對偏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改旗易幟的錯誤傾向和主張,早已擺脫了是否要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無謂論爭,而真正實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重大發展。

三、要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

一部分歷史虛無主義者提出,以改革開放為界,新中國的歷史可以涇渭分明地劃為兩個根本不同甚至完全對立的階段:前一階段是毛澤東領導的對內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對外拒絕與一切國家正常交往的僵化保守的社會主義的中國,這一階段的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窮國,而決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37]后一階段是鄧小平開創的從社會主義回歸“世界文明主流”的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或者直接是以西方資產階級共和國為最終目標而只差“臨門一腳”的“準資本主義”的中國,這一階段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對前一階段進行全面否定。[37]總之,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的中國不會取得任何值得稱道的成就,而取得一些值得稱道的成就的中國決不可能是社會主義的性質。這實質上是否定了新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一以貫之的實踐探索。對此,習近平明確指出,新中國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38]這一重要論斷,為我們正確認識和評價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遵循,指示了正確的政治方向。

以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的觀點主要表現為,借口改革開放后取得了輝煌的建設成就而否定改革開放前業已奠定的堅實物質基礎。[39]誠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和綜合國力都得到大幅躍升,但是這絲毫不能成為否定改革開放前的建設成就的依據。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40]。在這20多年間,我們黨領導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遺留任務,實現了國家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建立了符合我國實際的先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提供了根本經濟制度保障;連續制定和實施了兩部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為我國獨立自主開展尖端科學技術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礎;迎來了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潮,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據統計,1978年與1949年相比,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466億元增長到3624億元,提高了6.78倍,年均增長率高達8.43%;其中工業生產總值從140億元增長到4230億元,提高了29.21倍;農業生產總值從326億元增長到1397億元,提高了3.29倍。[41]這些是“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42]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建設成就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遺留下的瀕臨崩潰的經濟基礎上以及西方列強和后來的蘇聯對我國進行經濟封鎖、軍事包圍、外交孤立的險惡國際環境下取得的,其困難程度不言而喻,其非凡意義更是不言自明。因此可以說,那些污蔑者的言辭缺乏對新中國歷史最基本的尊重。

以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后的歷史時期的觀點主要表現為,將改革開放后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看成是對新民主主義的復歸。[43]應當看到,改革開放后,我國在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過程中,逐步破除了一些影響國家民族發展進步的思想和體制障礙,但這并不是對改革開放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否定,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是因為在正確認識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那些希望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人實際上是要導演歷史的倒退。對此,鄧小平明確講道:“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來,中國是不是也能翻身?讓我們看看歷史吧。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44]然而有些人卻不這么認為,而是一心幻想只要我們心甘情愿地充當帝國主義列強的奴才,它們定會施舍給我們現代化的成果,這樣不必經過流血和犧牲就可以達到最終的目的,何樂而不為呢?但歷史不止一次地向我們證明,“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永久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45]今天,中國憑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艱苦奮斗,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連最強大的美國都不得不拋棄自己提倡多年的資本主義最基本的貿易自由原則來想方設法地圍堵中國、遏制中國,又有哪一個國家自命可以成為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船”呢?也許只有到這時,那些崇洋媚外的人們才再也無法找到能夠說服自己的理由。

這里有一點需要說明,對于新中國歷史上的挫折和失誤——不論是在改革開放前的某些時候,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不深刻而導致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由于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判斷不科學而導致階級斗爭擴大化;還是在改革開放后的某些時候,由于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而造成發展質量和效益不高,由于城鄉區域發展和收人分配差距拉大造成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我們都是毫不諱言的。正如列寧在熱情贊頌“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這一無產階級政黨的偉大創舉時寫到的那樣:“如果從實質上來觀察問題,難道歷史上有一種新生產方式是不經過許許多多的失敗、錯誤和反復而一下子就確立起來的嗎?”[46]中國共產黨在總結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同樣認識到,世界上從來不存在絕對不犯錯誤的“神人”,我們的責任就是“盡量減少錯誤,盡量避免某些嚴重的錯誤,注意從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中取得教訓,力求使某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不至于變成全國性的、長時期的錯誤”[47]。可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會掩飾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這些錯誤也不會成為他們進行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思想包袱,而會成為他們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寶貴財富。因此,那些抓住新中國歷史上的某些缺點和錯誤牢牢不放并蓄意夸大,甚至不惜詈夷為跖、指鹿為馬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做法,是根本無法動搖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光榮初心和堅定意志的。新中國成立10周年的時候,周恩來說過:“世界上的人們不管政治見解如何,都不能不承認,中國發生了真正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由人間地獄的奴隸一變而為自己命運的大無畏的主人。全國人民以歡樂的心情回顧著已經取得的偉大的勝利,同時充滿信心地瞻望著將來。”[48]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國的成立以及科學社會主義在這片土地上取得的如此舉世矚目的勝利,其意義遠遠超出中國一國的范圍——不僅使中國一步步迎來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而且為世界上其他希望實現自身獨立自主發展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嶄新的非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光明燦爛的道路。新中國的成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偉大事件,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事件,其彪炳史冊的卓著功勛和代代相傳的紅色基因是不能被少數歷史虛無主義者所否定的,也是不能被任何其他人所否定的。我們一定要善于傾聽歷史回響、追尋紅色記憶,努力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種種謬論,立志將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澆鑄的永不褪色的紅色信仰一代代傳承下去。

注釋:

[1]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載《求是》2019年第7期。

[2]上下同心再出發——習近平總書記同出席2019年全國兩會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共商國是紀實》,載《人民日報》2019年3月15日。

[3]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頁。

[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對照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研究加強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措施,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載《人民日報》2016年12月28日。

[5]《習近平李克強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分別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一些代表團審議》,載《人民日報》2018年3月9日。

[6]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67頁。

[7]參見龔云:《民國時期“黃金時代”說的實質是否定黨和革命》,載《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5年第6期。

[8]參見蘇曉康等:《“烏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廬山之夏》,中國新聞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

[9]參見袁偉時:《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啟示》,載《炎黃春秋》2005年第9期。

[10]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頁。

[11]杜導正:《深層次探討鄧拓自殺現象》,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4期。

[12]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第29頁。

[13]第2卷第179頁。

[14]《列寧選集》第3版修訂版第3卷第94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5頁。

[16]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頁。

[17]參見本書編寫組編著:《中國經濟發展史(1840-1949)》第3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2頁。

[18]《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253頁。

[19]參見常青:《一座聳立于人類歷史長河的不朽豐碑》,載《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11期。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1頁。

[2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52頁。

[22]胡瑾:《“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思想由來和偉大意義》,載《社會主義研究》1999年第2期。

[23]蘇曉康等:《“烏托邦”祭-一一九五九年廬山之夏》,第2頁。

[24]《列寧選集》第3版修訂版第4卷第776頁。

[25]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73頁。

[26]楊繼繩:《追憶朱厚澤》,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5期。

[2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8頁。

[28]參見《胡繩訪談錄》,載《百年潮》1997年第1期。

[29]《列寧選集》第3版修訂版第4卷第498頁。

[30]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頁。

[31]參見上書,第264頁。

[32]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1、43頁。

[33]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2頁。

[34]《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7-168頁。

[35]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12頁。

[36]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載《求是》2019年第7期。

[37]參見易家言:《<河殤>宣揚了什么?》,載《人民日報》1989年7月19日。

[38]參見杜導正:《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展》,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4期。

[39]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載《求是》2019年第7期。

[40]參見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第178頁。

[41]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載《求是》2019年第7期。

[42]參見金沖及:《談談新中國的“前30年”》,載《黨的文獻》2009年第5期。《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7頁。

[43]參見劉寶三:《從“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爭論看“復歸說”的討論》,載《中南財經大學學報》1998年5期。

[4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2頁。

[45]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628頁。

[46]《列寧選集》第3版修訂版第4卷第15頁。

[47]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228頁。

[48]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88頁。

(方聞昊: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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